违法犯罪者同样有着人权，他们或许罪不至死，但会被以正当防卫的名义被合法复仇。

总之，我国民法典应当对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极具时代特色的制度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要体现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大数据时代民法典的制度变化，以实现民法典的实用性价值。依这种立法例编纂的法典体系的根本特点是总则加分则。

又如，在侵权法领域，同命不同价一直备受诟病，尽管《侵权责任法》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的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但由于现行的赔偿规则不合理，一个农村儿童因交通事故死亡所得的赔偿与一个城镇儿童因同样原因死亡所得的赔偿竟能相差数倍。笔者赞同这种看法，无论是财产权还是人身权都是基本权利，各国的民法典可以说都是以人为本而非以物为本的。民法典应立足于本国国情以体现本土化，同时也须吸收他国的经验并注重国际化。对此，许多学者都能举出他国的立法例作为论据。民法在确认权利上应考虑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处理好现实性与前瞻性的关系。

这一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是存在的。如果某一类财产并不是只归某一人所有，那就需要从法律上确认主体的所有权，并有必要赋予其流通性。为此有必要修改人大代表选举法和制定新闻法、出版法。

腐败的实质是普遍地侵害公民个人的权利，权利反腐实质上是维权，即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不被掌握公权力者侵害或损害。过去人们揭露和反对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滥权违法的行为，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权利反腐的具体表现。按通常逻辑上边应制止下边做空，至少是不支持做空，但在区伯案中，社会没能看到期待的情况出现，普遍甚感困惑。4.中下层贪腐势力对抗中央反腐努力的政治策略，是利用中央领导层对执政党领导地位和政权安危的担忧，竭力将保腐与保执政党、保领导地位、保政权挂钩，尽量将民众的权利反腐行为同否定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划等号。

对深化反腐很不利的说法，指海内外那些流播于网路上的歪曲反腐意图和目标的言论腐败的实质是普遍地侵害公民个人的权利，权利反腐实质上是维权，即维护属于自己的权利不被掌握公权力者侵害或损害。

当今在任何法治国家，一定是一方面有国家反腐败调查、惩治机关，同时又一定保障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过程、竞争性地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自由地评论时政、发表言论揭露违法犯罪现象。还要看到，周永康案、徐才厚案、令计划案和其他高官贪腐案形成巨大的规模和牵涉面这类事实本身，就是长期实行的单纯权力反腐模式无足够效能的结果和证据。5.中下层贪腐势力拓展腐败领域、扩大腐败利益的行动策略，是在保党、保政权或维稳的借口下滥权违法。权力反腐和权利反腐契合联动的前景很明朗，问题只在于主政者有没有决心开启权利反腐之门。

还有一种反腐方式可以称为权利反腐，指制度鼓励或方便社会成员个人以行使权利或自由的方式来遏制腐败。所以，中国今日必须建立起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两条腿走路，协调配合的反腐模式，才能有效遏制官场腐败。此案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在于它在社会上激发出很多疑问而又得不到合理回应，这些疑问包括：中央一再宣示反腐的决心、加大反腐的力度，但不知广州、长沙等地的官方机构和官员为何要组织力量抹黑和打压公民积极参与反腐的行为?有关公共机构、官员和官方媒体，几乎与公安部门一样，无例外地不顾中央的反腐败宣示和国家的反腐败利益，都或明或暗支持不惜以身试法做局挖坑陷害区伯的疑似警官，帮其开脱罪责和遮掩真相，这是为什么?区伯的反腐行为如果有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不说请理由，依法制止?区伯的反腐行为如果有利于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反腐目标，那为什么要纵容地方公权力组织对其挖坑陷害和联手打压?区伯案引起的网上风波被强行压下去了，但该案激起的思想波澜将在人们内心深处久久回荡。对深化反腐很不利的说法，指海内外那些流播于网路上的歪曲反腐意图和目标的言论。

当然，现在要靠民主法治，不能搞成政治运动。二、有效反腐模式须包含权利反腐体制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任何正常国家都要加以遏制，但一国的反腐模式中是否存在有效的权利反腐体制，是区分该国反腐模式属于人治反腐模式还是法治反腐模式的最重要指标。

所以，权利反腐要发挥效能，须以权力反腐体制的存在作为前提和依托。所以，民众维权，反对官员滥权违法，事实上就是反腐败。

权利反腐不同于革命。在这方面，我国是有传统有基础的。过去人们揭露和反对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滥权违法的行为，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权利反腐的具体表现。权力反腐模式之优势，是能够调动国家机关等公共机构，运用庞大公共资源形成强大的定点调查和打击能力，而又没有失控的危险。权利反腐的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公民通过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来控制腐败，如运用选举权、被选举权来控制官员任免，二是公民通过充分行使批评、检举、控告等权利举报、追究官员的违法滥权行为，三是公民随时随地通过行使言论出版自由将公权力组织和官员的疑似贪腐行为暴露在阳光下。从实践的观点看，改善我国反腐模式的有效路径就在眼前，只要真正允许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常态化地监督公权力组织和官员就可以了。

此时若要有效遏制腐败，仅仅依靠传统的权力反腐，绝对是杯水车薪。区伯案就是精心策划、主动出击，歼灭权利反腐力量并震慑其他可能参与权利反腐活动的人们的重大行动。

很多腐败非常隐蔽，但一定会表现为滥权行为，如超越职权办事、随意侵犯个人权利等。高层有关方面最好能对区伯案做全面调查、披露真相和进行反思。

下面结合区伯案说说权力权利并重型长效反腐体制建设。一、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并重的必要性中国自古以来，遏制腐败都采用权力反腐模式。

所谓权力反腐，是指当政者打击贪腐、整肃吏治基本上完全依靠公权力的运用，较少允许或完全不允许普通社会成员以享有和运用权利和自由的方式来打击贪腐。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运用国家权力、单靠国民个人运用权利就能有效遏制腐败。所以，我国特别需要建设和运行权利反腐体制。如果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其它宪定的权利、自由没有较可靠保障，就很难谈得上权利反腐。

这样的默契配合可以轻易消解中央的各种反腐败措施于无形。总之，今天我国官场贪腐的范围如此广泛，程度如此深入，光靠党政官员去预防和惩治腐败，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用进取的态度看问题，建设权力权利并重型反腐模式的路径并不复杂，只要在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实施方面做些实实在在的改进就可以了。权利反腐只是一种反腐败方式，不是可以离开公权力组织完全独立运行的反腐体制。

所以，含糊马虎地处理区伯案利少弊多。以下是笔者会后整理和有所补充的发言稿。

3.中下层贪腐势力客观上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往往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在保腐或对抗反腐问题上，很容易做到上下配合、跨党政配合、跨地区配合、跨部门配合。否则，无异于让执政者长期背黑锅。中国要使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肯定不能单纯依赖权力反腐，须鼓励和支持权利反腐，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结合起来。但权力反腐性质上属于权力系统的内部监督和单项度制约，局限性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基本靠少数上层主其事，主观选择性强，不能充分调动公民等个人的参与，故短期定点打击贪腐有效，但难以在面上形成持久普遍的预防和遏制贪腐的效用。

2.权力反腐的效用主要表现为对已经显露的腐败病灶进行有效的定点清除，但对面上的问题显然顾不过来，而权利反腐正好弥补权力反腐的上述缺憾。人们过去常说，打一场某某方面的人民战争，就包含这个意思。

反映在此案中的官民各方立场，非常吊诡，值得仔细思量。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当代反贪腐的难度特别大。

简要地概括一下：中国的现实是官员多，官员掌握的经济资源特别多、权力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钱交易空间极其巨大。在当今世界，成功的反腐模式一定是采用权力反腐和权利反腐联动机制的模式。